民眾可分享的司法博物館 專業主題博物館的成形 台南地方法院舊院舍再利用探討 古蹟與歷史建築的修護倫理 專業者推動閒置空間再生的方向 空間再造博覽會座談記錄 展覽評量建議
 
●　專業主題博物館的成形
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所 　徐純教授

拜賜於民主政治普遍流行於世界每個角落，今天的博物館也亦步亦趨地跟進，就像當初博物館跟著帝國主義走遍殖民地一樣，但今天的博物館之所以不同不僅是政權的控制，它的改變是從採用博物館這個機構的文化來要求博物館而發生的。博物館已經由注重收藏的保存與展示的運作，轉型為「百事以人為先」的觀眾取向。也就是說，博物館要以到館參觀的觀眾為它經營運作的中心與重心，否則在這個「公眾場域」的博物館裡要呈現或再現任何物件的內涵，都無法合於「觀眾取向」的適切性。
當然，對「觀眾取向」這個詞彙的解讀還是會有個人或社群的不同，有的博物館會以觀眾多寡的「數人頭」方式做為行銷的指標、有的會以教育觀眾的內涵做為評量的標準、甚至有的用支出與收入的平衡當作經營的理念。無論用什麼解釋方式，基本上觀眾是否喜歡、喜歡的程度、是否對觀眾有用處等這些質性研究的結果，才會達成博物館這個「公眾場域」的使命。所以不管它是用人民稅收成立的公立博物館、或用私人非營利組織支持的私立博物館，因為這筆資源都是因為民眾的利益而成立的，任何個人或個人的企圖都不應破壞這份「公民權」，這是西方19世紀初隨著民主腳步產生的必然結果。雖然我們台灣的民主政治要遲至1987年才有較為落實的基礎，但博物館的數量成長，在上世紀90年代至今，十幾年間，卻以驚人的腳步一路上升，可見不管公部門或私人都意識到這個「文化載具」的奇妙功能。

博物館實質內涵的研究功夫上也許不是一蹴可幾的軟體工程，但是博物館的參觀人數、建築與收藏上數量的增加，卻是一個博物館的主管在預算方面很可以向「民意」交代的資訊，因此，很多公私立博物館即類似這種型態的機構就利用所有可得到預算的機會而成為政治的、政黨的甚至私人財團的附庸，做為爭取與號召民眾注意力的集會定點，不管運作方式是節日式的、慶典式的、遊園式的「團體遊戲」，都是對政治經濟有企圖心的人物使用的手法之一，而「公眾場域」實質的「公民權」就在博物館與文化中心的歡樂與擁擠的宣傳下消失了。我們為文化建設而成立的文建會與以教育民眾為根本的教育部社教司，就這樣安然地消化掉這20年來所有博物館的預算。
其實這類文化的問題與政治的轉型也不是單純用博物館就可以解決的，因為文化必需建立在民眾的生活時才會與博物館有關，這是西方文明發明博物館這種機構的用途所在。以歷史腳步看，博物館是在西方帝國主義時代傳遍於殖民地時帶來的一種同化殖民地之文化手段，今天我們要讓自己得心應手的利用這個機構，不讓它因過去殖民主義的色彩而破壞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公民權」，回顧他們與其他「去殖民化」成功國度的博物館史應該是一個很有效的途徑。
事實上在西方世界，即使法國大革命之後不久，19世紀公立博物館的普遍推動力也都是源於國家主義者或政府的策略家，而不是源於以民主原則為任務的提倡者。然而，這個史實並不會阻礙我們回顧發現公立博物館的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發展有相關連的呈現。 主要原因就是在現代國家的社會中對收藏物件的價值觀有了改變，到底後來的民主政治如何改變這些皇家、貴族、教會的收藏價值，在經濟、文化與社會上，這些收藏價值的立場又如何轉換到以參觀的民眾為取向的博物館本質，這是我們最想從西方的博物館史中探討的。甚至在西方文化中，歷來就有很多學者與文化人也都熱衷於這項討論，也成就出相當的論述，而其中最早、最熱誠的說明這項關係的恐怕要算亞當斯[1]1939年的著作。亞當斯認為，博物館與民主政治的概念是緊密交織的，我們不能想像其一的發展與繁榮會少掉另一個：「博物館的繁榮是一個中型城市可以認為是它圓融民主的象徵。」所以如果以這個觀點來看台灣的博物館，西方博物館與民主的並行與演進確實有相當的參考資料可尋。

但博物館的演進並不是從現代國家的思潮就直接普遍的切入今天的世界裡，它的生存土壤是需要每個社會親自培育，所以各文化裡是否可能產生博物館，或博物館應該是什麼型態，結果並不一定會一致，法國有法國的、英國有英國的、德國有德國的，當然，各國只是統稱為「博物館」而已。如果要仔細觀察其內容與運作，我們就會發現很多博物館都要因應自己的文化而各具特色，尤其當它傳入多采多姿的後殖民國家與第三世界。博物館一旦成為多元化的「文化載具」時，它的多樣化的需求度就要比它的一致性更重要，所以博物館最後一次的轉型就在1983年產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於倫敦舉行大會時，由一群人提出了一個公共宣言；而後又在1984年於魁北克舉行的「第一次國際工作坊」中亦提出『生態博物館及新博物館學』之宣言。其實這種反動之聲首次出現於1977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的「博物館學國際委員會」（ICOFOM）的成立，幾位博物館學專家就是想從博物館學的理論上找到適於多樣化文化的可能性，並期望博物館的要素和結構改變，這些要求終於在博物館的實務界迅速發展成為一種運動，終至釀成風潮；且在1985年11月葡萄牙的里斯本所舉行的「第二次國際工作坊」中，建立起新博物館學的國際聯盟，以實際博物館運作的行動為新博物館學理論紮根。

這項運動必然的是由於在多樣化的社會中，博物館的建立相對於當代文化、社會及政治的發展，經常是過於遲緩而產生的反應。這樣的情況也不能不提到我們所看到的，傳統博物館在呈現這些議題時，累贅且溝通不良的本質[2]；同時，想當然爾，博物館對於世界危機的基本脈絡及它在評估所有人類的努力上，也一樣如此緩不濟急。但以我們博物館學的眼光來看，主要的原因還是博物館學意欲建立統攝一切的本質所引起的（也是博物館專業人員受到的）挑戰，同時也是它所提出的改革皆無關痛癢，或文不對題，並由於傳統的博物館觀念把其他的試驗和不同觀點都看成一種罪過，認為博物館的傳統是不容置疑的，而經常使這些異議邊緣化而造成的反動。這種對與傳統不同博物館的需要對地方博物館而言，當然是因政治關係造成的趨勢，但在很多專業的主題博物館上更可清楚的看出來，專業團體的要求與民眾溝通而有成立博物館的取向。所以世界博物館就由傳統百科全書式而進入自我肯定的主題式，像大都會、大英博物館這種博物館，除了經濟財富堆積的蓋提博物館之外，都已漸漸銷聲匿跡於博物館世界中。
當我們抽回眼光來看我們自己時，目前台灣有呼聲要成立新博物館的團體中，司法博物館應該算是台灣人在博物館學上最趕上時代尖端的需求，這不僅是利用博物館文化最有意義的一次，也是司法界人士眼光銳利的呈現，尤其在我參觀過美國阿靈頓的新聞博物館之後，察覺到專業團體如何使用博物館向民眾溝通，詮釋他們工作的倫理，寄望民眾可以了解他們、相信他們。
一個專業團體能夠為自己的從業有那麼多的熱誠與需要，把博物館做有意思的訊息的傳達（展示單元都用電腦互動）、那麼熱心地說明專業的立場（全場皆由義工運作）、那麼勇敢地為專業做犧牲（花園裡有為報導新聞而犧牲的記者立碑）、那麼堅持的專業倫理告白（倫理判斷的實例資料之電腦展示單元），觀眾只要一進館就會感受到新聞專業給他們的親和力與生活上的切身性，再加上整體展場中義工們的熱誠與服務，感動之餘，這是我對台灣司法博物館的一些寄望與想參與的努力方向。

現在這個司法博物館的構想已經進入初步作業，這是民間與司法院的努力與學習成績，實在讓我佩服司法界人士與各界的毅力與沉穩，這不是每個專業團體都會具有的特質，而是司法專業團體的整體司法文化表現，尤其我在冷淡的（或說唯命是從的）博物館界呆久之後，實在深覺自己望塵莫及！這就是司法博物館必然成功的好預兆！不過當我們要邁入實際規劃這個館階段，還是要從司法院初步計劃中提到這個館的取向來看，因為沒有一些博物館專業人員提供他們過去的經驗、多元的角度，就無法對該館有具體的幫助，因為要做這方面的檢視，博物館學的理論應該就有了相當的用處。據了解，司法院最初給該館的任務是要以：「發揮研究發展、休閒娛樂及法治教育等功能的方向來設計。」我們開始有些擔心，因為其中有些不合於博物館學的邏輯。依照博物館學對這項說法的解讀是：第1項並不是這家博物館的基本任務，博物館不但要結合司法界負起法學更上一層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民眾對司法認知、態度、與需求的持續研究；第2項卻是博物館人經營任務所要運用方法，這時放置在博物館中的藝術創作就要與司法發生相呼應的關係，促進民眾對司法專業的了解；在這段初稿中只有第3項「法治教育」應該才是司法博物館應有的明文主要任務。當然，文中的「教育」兩字事實上是司法專業界對民眾的「溝通」，也就是說這家博物館是司法專業界可以透過博物館的活動，各顯身手來轉達他們服務民眾的工作內容，這就更能表達該館的任務了。至於活動內容就可以包括所有博物館的展覽、工作坊、研討會等，把司法的常識、知識、教育、理想，甚至工作的艱苦、心態的平衡等倫理與私慾的掙扎狀況，都可以說明出來。當然，如果可以加一些法律的服務就更會讓民眾滿足他們實質的需求。

因此在基本上，司法博物館是要先在司法專業界找到共識點，做一份專業界的前置評量，了解專業界對這種性質的館有什麼看法、可利用的空間（包括軟體）；另一方面也要對一般民眾做調查，找到他們對利用這個館的認知與態度，綜合兩方面的「供」與「求」，然後再從中定出該館的主要任務；這實在找博物館專業人員的協助，根據這項任務去發展出它的幾項目標，估算出每年因應年度預算可能達成的具體目標（objectives）。近年來，歐美的博物館規劃策略幾乎所有大小館都按這種邏輯去運作，以便博物館規劃團隊可以一邊規劃、一邊評量、一邊運作的一個持續假設、繼續完成的博物館任務，就像眾人館眾人之事的民主政治一樣，否則博物館的中心思想無法於運作中產生，並達到進步的理想境界。這在博物館學中稱為「持續的假設」。尤其博物館在有限的預算、時間、人力與空間之下，司法界專業人員要在自己工作之外，運行一個與大眾有關的溝通管道，實在不能不借助於博物館專業的協助。我想台灣很多博物館都因為要同時做完上面三項工作來爭取觀眾，而種下失敗的原因，最後博物館人都會以利用媒體辦大展來刺激觀眾，而無法達成「包裝式」的博物館教育大眾的功能。所以我們更希望這個司法博物館在取悅大眾之餘，要專注於司法專業與外行民眾的溝通。當然在館內可以穿插研究成果的發表、藝術欣賞、民眾休閒娛樂的活動就更能輔助該館的大眾化，尤其在這麼一個優美的就建築中，讓民眾體會就建築的美語保存它的重要性，也是文化資產保存重要的教育面向，但千萬不要做司法專業之外的構想。

目前世界的博物館都走向小的、主題的、社區的、特定觀眾的服務，那種包括所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博物館，例如故宮、羅浮宮、大都會、古根漢、蓋提這類的博物館所以走上絕種之途。
例如大都會博物館在1870年成立時的任務定為：「應該基於可以說明藝術史的物件完整收藏的觀念，那要從最早開始一直到目前的藝術史」，這種時過景遷的目的所以會式微，原因是今天世界交通已經不是當初可以比擬的方便，在網路資訊傳達既快且多，恐怕在我們談話之間，虛擬逛博物館已經大有人在了；再加上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帶來發掘「地域特殊性」的現象，而這種傳統博物館的經營與內涵由於同質性高，而無法傳達各文化本身的特性，在其中觀賞幾天都看不完的藝術收藏，確實只會剩下一個字：「累！」這也是我們在台灣參觀類似於奇美博物館時體會到它將演出的悲劇。
當然這種博物館的立意並不差，但由於他們的收藏政策沒有集中在自己設定的任務（不知他們有沒有這項所謂的任務）上，營運就只好以商業取向（製作複製品、到處推銷借場地展覽）而無教育的社會功能，或最多只能配合別人的任務做展覽，觀眾到他們館裡多半很「累」，甚至有些人覺得有點不知所云，也不知道自己看到什麼，主要就是因為它已經不在合乎「新觀眾」對博物館要求的邏輯。這項邏輯不是任何個人的發明，只是我們在此行中要深入研究社會變遷才窺伺出其中之道。想當初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時期，他們也為殖民地蓋博物館，用的方法是研究工作歸統治主來做，去博物館參觀的卻都是被殖民的次國民，殖民主希望他們在博物館看到統治者的光彩與教化，然後歸順他們的統治。所以博物館以珍奇少見的萬花筒姿態出現，顯耀統治者的財富、權利、與尊嚴。現在的經濟全球化是所有人類資源的大統整，我們未來參觀博物館已經不一定是原來的方式。以舊台南地方法院的地理位置、空間利用、與人力財源的分配都會有相當的困難，這是可以想見的，所以我認為太多的文化在這個空間交會所產生的會是「紊亂」，這與司法界要傳達給民眾的訊息正好逆行。不如我們先設定主題，以其他方式做輔助節目與活動，來呈現給民眾多元的了解方式。

說了這麼多，我想大聲說的是：司法博物館需要一個明顯的、可行性高的「任務」指標。不應是含糊不清的一些活動方向，將來這種「模糊」伏筆將造成博物館人運作時的混淆，必然又要成為一個台灣已經有幾百家「任務不清」的博物館之一，如果我們不慎始，實在就沒有必要成立了！這些建議都是從世界千萬博物館人的經驗產生，它也經過博物館學較高層次理論來考慮，只希望有一個能傳達「公民權」的「公眾場域」。因此，如果司法界內部的從業人員可以從專業角度找尋要與民眾溝通的要點，自然比較容易看到這個館在什麼地方可以發揮「公民權」，避開台灣博物館這種「四不像」機構的形成，這個館的正當性自然會在司法專業人員合作努力下完成。換句話說，我們博物館界也許不會告訴你們怎麼去完成一個司法博物館，但我們一定可以告訴你們在博物館中什麼是不能、也不應該去做的！！

註[1] T. R. Adams, The Museum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ult Education. 1939。
註[2] Jean-Pierre Laurent, "Des choses ou des gens: La realite museale en France [People or Things: Museums in France]', MINES INFO… Bulletin d'information, No. 1, July 1984, p. 1.
註[3] 徐純，阿靈頓新聞博物館的省思：台灣主題館可能嗎？「美育」，no. 118，pp.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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